3.美联储内部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零售业务进行严格的监督，目的是使消费者得到及时、完整、准确的信息，避免因掠夺性条款及不公平、欺骗性金融交易而受到损害。
尽管按照新古典的传统理论，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各种要素将按照其边际生产率获得相应报酬，要素之间收入分配的变化仍会对金融的稳定性产生影响，随着金融部门规模的不断扩张，收入分配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联必定会逐渐加强。金融部门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渠道，金融资产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形式。
他们认为，关键的机制是投资者使用他们增加的收入中的一部分来购买额外的金融资产。Kumhof and Ranciere(2010)通过列举大量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和2007年大衰退期间的特征化经济事实，揭示出两次严重衰退之前都发生了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一观点是显著区别于新古典理论的，后者认为各种要素的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其稀缺程度，因而收入分配政策是不必要的，对于穷人的生活的改善只有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完成。这一体制的持续性也受到了质疑，因为低投资对于总股本和增长率具有负面的影响。目前，此类文章多数主要针对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些经济现实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在现实地提出了理论上的设想和假说，并未形成较完整的理论模型。
而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财富进而有可能享受金融中介服务，这样不同收入的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稳定在平等水平。更进一步地，Rajan(2010)和Reich(2010)都认为借款的上升使得穷人和中间收入阶层在他们真实收入停滞的时候保持了消费的上升。[41]IMF现有成员国186个，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计算，所需成员国数目为l12个。
此外，由于《基金协定》第l2条明确规定，除该协定直接赋予理事会的权力外，理事会可以将其权力委托给执行董事会行使，因此执行董事会也可以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50]由于《基金协定》的修订极为困难，因此在不违反《基金协定》条款的前提下以规则与条例、决定等下位规范的形式先期落实某些改革举措，无疑是值得考虑的策略。[31]在此背景下，IMF应当对区域货币合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提供必要的政策、信息和技术支持，推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强化对国际货币体制的机构影响力，重塑其维护货币和汇率稳定的核心职能。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意味着要有一个全球中央银行（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也不管是由IMF还是现有或新设的其他机构担任），意味着成员国必须让渡一部分货币主权给这个全球央行，还意味着各国必须在货币政策方面进行远比现在更为紧密的整合和协调。
成员国在IMF的提款权被严格限定在经常项目领域，不得用于弥补资本项目缺口，且IMF有权要求成员国实施资本控制，作为获取资金的条件。See Yilmaz Akytiz Heiner Flassbeck，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the Scop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in Yilmaz Akyfiz(ed．)，Reform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Issues and Proposals，Zed Books，2002，P．98．[17]See E．M．Bernstein，Scarce Curren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53(1)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 my 1(1945)．[18]参见葛华勇主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导读》，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4O页。
[28]See JoseDh Gold，T Rule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r．No． 32，1980，P． 21．[29]See Michael P．Dooley，David Folkerts— Landau＆ Peter Garber，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D Woods System ， NBER Working Paper 997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Massachusetts，2003．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现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理论模式，与英国和法国在第一次 G20峰会(华盛顿，2008年11月)上所强调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 的含义有所不同。Hal S．Stott Philip A．Wellons，International Finance：Transac— tions，Policy and Regulation，8th ed．，Foundation Press，2001，P． 1 295．[48]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中文版序。[47]惟其如此，斯蒂格利茨才尖锐地指出，IMF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这种不民主的本质正是它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的原因之一。See IMF，Istanbul Decisionsto Guide IMF as Countries Shape Post—Crisis World，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OO9／NEWlOO609A．htm．[39]See IMF，IMFQuota and Voice Publications(June 2006一April 2008)，http：／／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 tas／pubs／index．htm．[40]《基金协定》第28条第1款规定：任何修改本协定的提议，不论其为成员国、理事或执行董事会所提出，应先通过理事会主席，然后由其提交理事会。
起初这些活动集中于同IMF传统职能相一致的短期经常项目融资，以后则越来越多地进入发展领域。尽管改革IMF在当前已经成为共识，但关于改革的重心、途径和方向却尚无定论，对相关法律规则的阐释和探讨尤为欠缺。由于担心IMF的政策受到西方控制，苏联虽然在1944年签署了《基金协定》，但最终拒绝批准，这也成为触发美国冷战思维的原因之一。通过区域内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减少区域内货币动荡，并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维护区域货币稳定，进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据统计，在2003至2004财政年度内，对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的危机贷款占到IMF提款和贷款总额的85％。它们通过向中低收人国家提供优惠贷款、政策建议、技术支持和知识共享来减少贫困，促进发展。
通过磋商，IMF向成员国表达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意见并提出建议。（523的确，长久以来由美欧发达国家所主宰的国际货币体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前所未有地凸显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
如果IMF希望对成员国进一步施加压力，根据《基金协定》第12条第8款，它可以将其相关意见和建议非正式地传达给各成员国，并在获得7O％以上投票权支持的情况下公布其磋商报告。后者是对构想中的国际货币新体制的笼统称谓，其具体内容目前尚不明确。主要工业国家之间政策的不一致和国际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迅速增长，促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浮动汇率合法化。以下网络资料的最后访问时问均为2010年7月5日。根据应第三次G20峰会要求做出的这一改革，世界银行的发达成员国向发展中成员国转移了3．13 的投票权，使后者的总投票权从44．o6 提高到47．19。从这一设想提出的时机看，它的真实意图或许只是在于表达中国对既有国际货币体制的批判态度，以及试探其他国家的立场和底线。
在早期，欧洲工业国事实上也的确是IMF资金的主要使用国，因为提款权与成员国在IMF持有的份额成比例，而前者所占份额远高于后者。参见余元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该决定应当说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其中，欧元、日元和人民币是热门备选货币。
这一背景，连同非洲在IMF中成员国席位的增多，是IMF推出长期贷款和优惠利率贷款的主要原因。这使得条件性在IMF体制内得到巩固和强化。
国际经济法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基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制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个世纪。为此，本文拟从法律角度剖析IMF亟待改革的若干方面，以此揭示国际货币体制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尝试提出改革建议。基于此，IMF于1963年和1983年分别对原份额公式进行了修改，但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结构或运作。如果说IMF初创时的主要贷款对象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那么随着这些国家经济恢复从而不再符合贷款标准，IMF贷款已经变得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贷款条件也趋于严格。
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基金协定》关于监督的规定属于软法性规则，本身并无强制拘束力，监督实效取决于其他约束机制，而后者的运行是不对称的。同时，IMF有义务同wTO合作，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
而随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反复出现，危机贷款发展成为IMF的主要金融活动。[45]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ovember 25，1996)， para．4— 5．[46]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聚焦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概览》增刊第35期，2006年9月。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萧条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各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分歧和争端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IMF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发展。比较而言，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以国别为基础的双边监督。[49]可资佐证的是，尽管现行国际货币体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饱受指责，但各主要国家并未打算废弃IMF或限制其职能，而是选择对其进行改革和强化。[30]See Dooley，Folkerts-Landau＆ Garber，Bretton TWoods II Still Defin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进而言之，IMF部分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协定或其他相关协定，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其价值正如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之于WTO多边协定的发展。在2O世纪8O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中，IMF联合其他多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并进行广泛的债务重组安排，是这种转移的开始。
论者认为这一体系是对称、稳定和可持续的：外围国家有贸易顺差，美国有贸易逆差。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集中凸显出这一体制所面临的困境：危机肇端于身为最发达经济体并在IMF唯一享有事实否决权国家的美国，并席卷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表明该体制存在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其中中国的增幅最大，从2．77 提高到4．42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 然而，改革后美国 15．85％ 的投票权比例维持不变，仍然拥有在重大事项上的事实否决权。问题在于，从现实来看，这一方案的实施面临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那就是各国的货币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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